電影興趣X社工經驗 熊秉文以獨立影節作生命教育平台 讓年輕創作人被看見

【明報專訊】如果對電影的發燒程度有分級的話,非牟利獨立電影放映及發行團體「藍空間」的共同創辦人熊秉文,肯定屬於最高的幾個級別。自2004年成立以來,他和拍檔陳禮恒策劃了十多屆InDPanda國際獨立短片節,又辦長片、紀錄片、動畫、同志電影節,許多現在廣為香港人認識的「四字電影」本地導演,作品都在InDPanda往屆選片名單中。

{獨立放映達人}熊秉文(朱安妮攝)

創辦以來從未申請資助

熊秉文是完全沒有架子的電影人,他臉上常掛友善笑容,恭敬接待前來看放映的觀眾;當票房收入不足以支付營運開支,他會用自由撰稿的稿費補貼,年復年低調支持有心有力的導演。導演杜琪峯發起的短片競賽及國際短片展「鮮浪潮」,在過往多年尚且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,近年資助才被削停,熊秉文和拍檔發起、香港第一個國際獨立短片節InDPanda則從第一屆開始,從未申請任何資助。

今年是藍空間成立第20年,InDPanda迎來第19屆。翻看多屆的節目小冊子,會發現作品名錄上星光熠熠:《正義迴廊》導演何爵天、《窄路微塵》導演林森、《樹大招風》導演歐文傑等「四字電影」的創作者,不少都在InDPanda放映過短片;成名電影非4個字但也備受好評的導演如《填詞L》黃綺琳、《幻愛》周冠威和《手捲煙》陳健朗,亦是InDPanda的座上客。

命名「獨立」短片和電影節,獨立所指何物?熊秉文解釋,它的意思與政治全無關係。他欣賞的電影創作,是導演或編劇用創新方法說故事,不受商業、倡議或政治立場影響,自由進行的創作;同樣地,他和拍檔不申請資助,為的就是不想讓資助方的要求,影響電影節的選片原則,在他們的能力範圍內,讓少有放映機會的創作人被看見。

藍空間也做電影發行,曾經發行超過150套短片和30套長片。去年起,熊秉文替缺少本地發行機會的澳門電影在兩岸三地安排放映,包括孔慶輝的《海鷗來過的房間》和歐陽永鋒的《來世還作人》,最近他也替台灣導演陳宏一籌劃,讓電影《(真)新的一天》能在香港影院播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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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自由撰稿,一個在報館全職工作,熊秉文(左)伙拍陳禮恒(右)實踐了自負盈虧辦獨立影節的可能。(Sam Ng攝,受訪者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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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職大機構 有資助才有活動

較少人知道,熊秉文最初是個社工。「我在電影劇《北斗星》中認識香港第一代社工,很想似主角郭子明(劉松仁飾)一樣,做社工幫人。」他的學業成績不算好,曾重讀中五,輾轉之下就讀城大社工文憑畢業;但又在踏入業界的第10年辭職。「我不喜歡不斷做重複的事情,做過近10年社工,在3間機構做青少年和家庭服務,之後很想嘗試新的東西,(用社工身分)很多東西都試過了,還有什麼可能?如果做跟過去一樣的東西的話,新人做就得,不需要我來做。」

他曾在突破機構工作,除了社工本職,也在電台部門客串講解電影,為機構的雜誌寫影評。約在1997年,熊秉文因看電影和寫影評,認識了時任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總監蔡甘銓。2000年,他在辭去第3份社工工作後轉行,任職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發展經理,負責「IFVA(當時名為: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)」和媒體中心工作。不過,在機構工作也有限制。熊秉文尤其對依靠資助營運的文化感到疑惑,「很多時,機構覺得要能申請到資助,才會去做活動,沒資助就不用搞」。

他曾籌辦青少年的電影製作課程,「參加完之後同學仔好開心,好想我們繼續搞,怎知道老闆說不會繼續做,因為這個是沒有資助的活動」。但他覺得推廣藝術和文化不能如此,不能「挑起別人條筋之後又話不繼續做」。2002年,熊秉文家人因病去世,令他思考生命意義,要做些不會讓自己遺憾的事情,於是辭職,與曾任職報館編輯的陳禮恒成立藍空間,獨立地為獨立電影多做一些事情。

結合社工經驗 以影像助青少年

「在藍空間,我是將社工經驗和電影興趣結合,用影像角度幫助青少年成長,也讓人認識身邊的人和事。」熊秉文主要負責影節選片,每年都有關於青少年成長和同志的短片。他將電影節視為生命教育平台,不會特別迎合某類觀眾,也不會只選某類題材:「不會全部都選某個性向的電影,也不會只選地下、敏感題材,而是期待人們來到可以看到身邊存在、只是未有機會認識的人和事,涵蓋任何國家、任何類型。」

年輕導演首幾部作品通常是短片,但熊秉文認為短片和長片的分別,只在長度,短片不一定次人一等;他和拍檔想盡辦法放映質素好的短片。頭9屆電影節,藍空間主要放映短片,希望觀眾學習欣賞篇幅較短的作品。熊秉文說,小時候電影讓他有奇妙經驗,「創作者在電影中創造了夢幻時空,讓我好似發夢,體會不同的生命」。到後來,他和拍檔看到很多年輕導演,在資源緊絀的情况下,用盡方法拍片敘事,他倆決心再進一步,身體力行支持這些創作者。

藍空間對獨立電影的定義,主要在作品是否完全忠於創作者內心想法,如果受官方資助,又或有企業贊助,創作就可能會被影響。「製作上,拍攝的人用自己的錢,想說什麽就直接拍出來,不是為了市場而拍,也不是為了幫助推廣別人的信息,不論是什麼信息都不行。」熊秉文續指,這是因為商業或主流電影已有足夠的渠道放映,不需要他們幫忙。另外,純粹的創作,是更難得的心血結晶,如杜琪峯近日接受網媒採訪,也說「拋下所有」做電影是畢生夢想,但從未實現。

去年熊秉文為多屆短片節的合作導演辦回顧展「他們的短篇作品」,放映何爵天、林森、尹志文等人早期的短片,有的更是首次公開播放。「APA(香港演藝學院)畢業的一堆導演,我們以前都放映過他們的課堂或畢業作品。」熊秉文感嘆,自己跟不少本港導演識於微時,「我的人生是跟着他們一起成長」。熊秉文當年選他們的短片播放,是認為這些故事有意思,與國際上其他短片並列放映,也不會「輸蝕」。

簡樸生活 堅持零資助

眼見合作過的電影人,在10年間從寂寂無名到成為知名導演,終於有很好的發展,熊秉文衷心感到高興,可幸自己的眼光沒有錯。同時,藍空間也因應他們的發展,在2010年起辦長片節。熊秉文以港人熟知的熊貓為標誌,用「Panda」命名短片節,後來藍空間其他不同的影節以他的姓氏出發,用「Bear」命名長片節、「Polar」命名動畫節,「Black Bear」是紀錄片節,「Teddy」則是同志電影節。

「別人話我們傻傻哋。」熊秉文長期接案工作,拍檔則長期在報館全職工作,用自己的收入辦影節。「我們都是很單純的人,幫到就幫囉,票房場租蝕晒,就自己倒貼囉。我們想讓大家看到,不計較成本之下,其實很多嘢都可以做到。不計算自己人工、為發行活動開支去quote價(索取並比較不同公司的報價)、自己為電影做字幕等,都可以壓縮成本。」

簡樸的生活,讓他能夠特立獨行地支持自己憧憬的電影世界:「不要說你給我錢,我就要跟你的方向。」他說,曾應邀到藝發局與影意志等電影團體開交流會。當時杜琪峯和導演舒琪都在場,並以藍空間為例子,請其他團體參考不靠資助的經營方式。「杜sir同舒琪那時問我,是怎麼做得到。」他說方法很簡單,就像比較節儉的人,可以看早場電影、吃下午茶和到12蚊店購物,一樣能有生活樂趣;而若與供應商(如外國電影的供片商、電影DVD的製作商)充分溝通,有時候對方會理解藍空間的放映非為牟利,會給予更便宜的供貨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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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療癒喪偶之痛

鮮浪潮今年失去資助,規模縮小,讓不少人惋惜。不過,熊秉文認為,比起有沒有受資助,對於每個影節和比賽的搞手而言,更重要的可能是繼續找出自己的獨特性;像InDPanda一樣,雖然規模小,但仍可維持近廿屆。

第18屆InDPanda海報。圖中人物是陳禮恒,他身邊不同的「熊」是藍空間其他影節的標誌。(受訪者提供)

藍空間的影節,跟與業界掛鈎的鮮浪潮不同,後者較偏重比賽成分。熊秉文說不同人各有各做,雖然自己較喜歡獨立製作,但亦不會批評其他團體的做法。惟他想提醒有心做獨立放映的年輕人,如果資源較少,可以多嘗試選更需要人支持的非商業片,而不是片租一般較貴的大片;而做獨立放映,應該盡量避免「找金主」的心態,讓選片偏離「獨立」初衷。

近年有關國家安全的法例增加,政府部門對電影審查的標準更嚴格,有沒有影響到藍空間的運作?熊秉文說審查不限政治敏感度,過往放映情色片,也有過不了審查的危機。他坦言,審查標準更嚴格,是全港選片人都要面對的問題,不過藍空間不是專門做政治電影放映的團體,相對影響較小。「其實,香港不只有政治題材,除了敏感題材,我們的導演,也有其他主題的作品達到很高水平。」如近日在其他團體的活動中,常被取消電影放映的導演周冠威,拍過《一人婚禮》,也拍過《幻愛》,題材可謂毫不敏感。熊秉文希望觀眾更全面認識香港的好電影

與熊秉文一同創辦藍空間的陳禮恒不止是熊秉文的工作拍檔,也是他的人生伴侶。陳禮恒於2021年因癌症去世,比起審查,這是熊秉文更難釋懷之事。時常露齒微笑的他,談到這裏眼泛淚光:「他走了,我失去了整個生活的一半,那時曾想跟他走。」電影再次給他力量,看過《從今以後》,他對片中情節有共鳴,也想得更開。成立藍空間之初,兩人說好要做到20屆,現在還有一屆,他未想放棄。

文˙ 梁景鴻

{ 圖 } 朱安妮、受訪者提供

{ 美術 } 朱勁培

{ 編輯 } 王翠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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